文｜《中国科学报》记者胡珉琦
9月28日晚11点，《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同一团队的4篇论文，29日早上又以封面文章形式同期发表。它们皆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朱敏带领的团队。
“一键四连”的操作，惊叹了整个古生物学界。
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前主席、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JohnLong撰文称：它们改写了有颌脊椎动物早期演化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
朱敏对这些说法有些惶恐。他更喜欢同行羡慕地对他说：“你们重建了志留纪早期的一个‘水族馆’。”
“水族馆”里有什么？当研究团队在第一篇论文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接连遭遇了《自然》《科学》审稿人的三轮毙稿。
非凡的结论，要有非凡的证据。朱敏团队为了寻找演化的证据究竟付出了什么？
朱敏介绍研究成果肖潇摄
Nature封面为最新发现的5种志留纪古鱼新属种的三维艺术复原，从上到下分别为蠕纹沈氏棘鱼、新塑梵净山鱼、双列黔齿鱼、灵动土家鱼和奇迹秀山鱼。拟石科技制作
寻找“幽灵支系”
过去十余年，朱敏一直在跟一群“幽灵”一样的化石死磕。
奥陶纪末（约4.44亿年前），地球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生物集群灭绝事件，85%的物种都消失了。可它却为鱼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场大革命搭好了舞台，那就是有颌类的崛起。
现今地球上有99.8%的脊椎动物都是有颌类，没有颌，就没有喋喋不休的人类。可见，颌的出现是生命演化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
“有颌类之所以能一统天下，是因为它不仅提高了脊椎动物主动摄食的能力，还促进了呼吸和运动能力，使体型能迅速增大。这样，它就能够占领更为广阔的生态位，直至登上陆地，甚至飞上蓝天。”古脊椎所副研究员朱幼安说，脊椎动物整个演化潜力都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朱幼安卢静摄
那么，如此重要的演化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分子生物学家早就通过对现生的有颌脊椎动物进行分子钟研究，推算出它们的共同祖先诞生于志留纪之前的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因此，最原始的有颌类不会晚于这个时间。但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找遍了志留纪地层，发现原始有颌类化石非常少，在志留纪早期，有颌类甚至可说是无影无踪。
明知它们存在，却怎么也找不到，志留纪早期的有颌类就这样成为了古生物学领域的“幽灵支系”。找到它们，就是各国古生物学家们苦苦寻求的“圣杯”。
于是，朱敏带领团队踏遍了中国志留纪地层可能含鱼化石的两百多个地点。直到年，他们终于在贵州、湖南、重庆等地相继发现了贵州石阡化石库和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距今约4.39亿至4.36亿年），志留纪早期有颌鱼类的“摇篮”和“史前水族馆”得以重见天日。
那里有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黔齿鱼的齿旋，它们把有颌类牙齿的最早化石证据向前推进了万年；名为“奇迹秀山鱼”的盾皮鱼类，它的多种骨骼特征，为有颌脊椎动物头骨的演化提供了直接证据；名为“蠕纹沈氏棘鱼”的软骨鱼，显示了鲨鱼“披盔戴甲”的祖先；名为“新塑梵净山鱼”的棘刺鲨鱼，解决了志留纪早期鱼类鳞片和棘刺化石的分类争议；还有同时期的一种盔甲鱼，它虽是无颌类，但研究人员第一次在鱼类身上发现了成对的连续鳍褶，代表了偶鳍或人类四肢的雏形……
古脊椎所研究员盖志琨认为，“这些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为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为重建有颌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盖志琨黄霞摄
“僵持不前”是一种常态
要“复原”一个志留纪早期的“水族馆”，研究团队到底采集了多少化石，准确说是包裹着化石的岩石？
它的单位是以吨计的。仅年一年，团队在贵州石阡坉坪剖面就挖出了好几卡车的岩石，重达4吨，运到了曲靖师范学院自然历史文化中心的实验室。
化石挖掘现场古脊椎所供图
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三名全职科研助理再加两名机动队员，在一间30平米的酸处理实验室，不间断地展开工作。
他们先要把4吨岩石分批泡进密密麻麻排列着的醋水池里，几天后，用清水冲洗，再降低浓度进行二次浸泡，直到岩石里的胶结物被彻底腐蚀掉，剩下一堆砂子。
这样反复筛洗，最终得到了公斤可能夹杂着化石的砂样。
如果说，这个流程只是一项并不费脑的重复劳动，那么接下来的环节，绝对是一个“良心活儿”。
因为研究人员要把这些砂样分成一小撮一小撮，逐一放到显微镜下，去寻找微体化石的蛛丝马迹。他们最终找到的23颗黔齿鱼齿旋，平均长度只有2.5毫米，稍不留意，就会错过。
这场“沙里淘金”的历练中，人的耐心和信念感，很容易随着被筛的砂样一并带走。
在无数个一无所获的夜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恨不得从疲惫的大脑中，拎出之前对古生物学的所有浪漫想象，一顿“拳打脚踢”。
“所以，做这份工作一定要有强烈的好奇心。你就想知道砂子里有什么？它们到底有多重要？你才不会轻易放过它们。”朱幼安说道。
这样的情绪折磨，朱敏体验过太多次了。
从年开始，他就带着团队对中国志留纪自下而上发育出的三套浅海红层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分别是下红层、上红层和罗德洛统红层。这些地层遍布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新疆等地。
老一辈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这些地层中挖出过有颌类的微体化石，比如棘刺、鳞片。其中也包括贵州石阡和重庆秀山。可即使有了这些明确的线索，寻找化石的过程依然同大海捞针一样艰难。
整整十年，研究团队发现的化石虽然从多样性上有所增加，但无论是化石的年代还是完整性，都没有质的突破。
“越往后，能分析出一些化石的层位里，岩石样本也越来越少，真的很困扰我们。”朱敏坦承，“僵持不前”才是古生物学家野外工作的常态。
年春节一过，朱敏又一次带着团队跑到广西野外。他仍不死心，决定再绕回贵州石阡。
“结果刚到了原来的老剖面，我一下就看到旁边新开了一条公路，它就这么直直地横穿了一套志留纪的地层。”不管回忆多少遍，朱敏的眼里都闪着光。
这条公路，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终于撕开了遮盖志留纪早期有颌类演化历史的屏障。
朱敏派古脊椎所研究员赵文金带队，用了小半年时间，在这个新发现的坉坪坡面逐层采样，直到他们找到了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化石富集层。
重庆特异埋藏动物群的发现有着相似的故事。
从年9月到年10月，朱敏团队凭借地图软件上发现的一条新路，摸到了一个重要的化石线索，于是一鼓作气，连续三次在秀山川河盖地区开展了大规模挖掘工作，才揭开了这个崭新化石群的样貌。
寻找化石其实并没有“运气”一说，有的只是在正确的科学目标和前人给出的地质线索中，坚持长期主义。
来自审稿人的强力“狙击”
发现过程难，发表过程同样不易。
年7月，朱敏团队的第四篇论文距离第一轮投稿已经过去快10个月了。
朱幼安终于收到了来自审稿人的第四轮意见信，上面只有一行字：Therevisionis